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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电视传播雅与俗:《百家讲坛》如何翻身

来源: 日期:2014-01-03 15:32:23 字体显示:

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,从全人类文化事业的视角来看,传播变成了一个领头的专业,成了一只领头羊。所以我觉得,中国目前到了一个必须从文化战略高度上来重视传播的时候,应该把传播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、专门的领域来搞。我们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,从很早时期开始,就对传播问题重视得不够。

谈到现代化,从“五四运动”开始,从鲁迅、陈独秀、李大钊这一代人开始,他们的思想是中国当时最深刻、最进步的思想,可他们的思想没有能及时地转化为社会资源,他们的思想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传播。鲁迅这么了不起,他的小说在当时也就印几千本。几千本的印数在一个拥有四万万国民的国家里边,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。《新青年》这么重要的刊物,在四川省,只订了两份。甚至,连鲁迅自己都不能启蒙自己的母亲,他的母亲并不读他的书,他母亲最崇拜的是张恨水。

鲁迅没有长篇小说——长篇一般比短篇通俗,他的那些短篇小说写得多么深刻,很多人都读不懂,也不符合大众的阅读习惯。一上来就是《狂人日记》,谁也读不懂!《药》的开头多么深奥——“秋天的后半夜,月亮下去了……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”——什么意思啊?中国人不习惯阅读这种东西,需要一个中介,把鲁迅这么凝练的思想转化成广大民众可以接受的一种产品。那时候没有电视,那时候的第一媒体就是报纸。鲁迅自己很重视传播问题,所以他勇于把自己的文章拿出去发表。鲁迅当年的文章都发表在《申报》“自由谈”之类的副刊上,文章的旁边是明星的花絮、各种广告,可鲁迅没有觉得这样就没面子了、就不高雅了等等。可是靠鲁迅一个人这样做没用,因为在当时,从国家到知识分子这个群体,都没有注意传播鲁迅的思想。那么谁注意了呢?

恰恰是我刚才提到的张恨水,就是“张恨水”们。张恨水他们的作品的发行量是巨大的,是和普通读者、普通受众保持密切联系的。也就是说,从某种意义上看,决定和影响一个国家公民素质的最重要因素,不是这个国家有多少个“鲁迅”,而是这个国家有多少个“张恨水”。鲁迅这样的文化大师,把人性分析得这么透彻,在20世纪没几个,起码日本没有这样的人,美国也没有,大概法国、德国有两个。可是人家有无数“张恨水”啊,有好多“金庸”啊。

一个国家的文化,如果首先不考虑你的受众是谁,不掌握你的受众,你这个文化就是没有力量的文化。

这样我就想到一个和雅俗有关的问题。通俗文学、通俗文化、通俗文艺这些概念,在我们中国人的理解中,有一种贬义存在。这些词如果翻译到西方去,并没有贬义。这个贬义从哪儿来的呢?就是从“俗”这个字来的。中国人一看到“俗”,就认为是一个不好的评价。“俗”就意味着低级,“雅”就意味着高级,这是我们汉字的多义性所造成的。

在西方,说一个人是大众作家,这不意味着贬低他。反而意味着,他拥有数量极大的读者,他的作品社会影响大,老百姓喜闻乐见。在法国,巴尔扎克、大仲马这样的人是被当成民族英雄来崇拜的,他们可以进“先贤祠”。而我们国家会把金庸当民族英雄吗?是金庸,使海峡两岸的人、使港澳的人、使东南亚的所有华人、使北美欧洲的所有华人意识到,我们都是中国人,我们是一个共同体,我们都是“郭靖萧峰的哥们儿”。难道金庸不是民族英雄吗?

通俗的问题原来这么重要。我用了很多精力去探寻“俗”“雅”这两个概念的来源。

“雅”,原来的意思就是夏,指的就是夏王朝所在地,那一块地方叫“雅”,一个地域性概念,就好像河南叫“豫”一样。其他的地区叫“俗”。这一开始只意味着地域差别,并不意味着高低。“雅”和“俗”的明显分流,第一个把“雅”和“俗”明确分开的人,是屈原,他赋予了“俗”这个字以很专门的含义。就是说,我保持个人节操,我这样的人要命名,叫“雅人”,别人是“俗人”。俗人到此就有了很不好的意思,包括小人、品德不高、知识不高、境界不高等等意思,都装在这个“俗”里边。“俗”这个概念,看明白它的来源之后就应该知道,“俗”并不代表天然的等级低下。

明白了这个问题,我们对传播就可以有新的看法:不要怕别人说你俗。“俗”有两层含义,第一个就是一般人理解的,低俗,品位不够,档次低;第二个含义不含褒贬,它只是一个影响力的问题,影响力大小、是否与大众结合的问题。如今,在传播问题上,要重新调整思维。我认为,人首先要不怕俗,但是不能抛弃雅。怎么调整好它们的关系呢?我觉得要这样——俗中求雅。

我觉得电视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,而我们大学里的学者要做的是相反,我们应该在提高的前提下来普及。我们先要提高自己的学术研究水平,要站到世界的一个制高点上。比如说,我是研究鲁迅的,我必须能和世界上一流的研究鲁迅的学者,不论国内国外的,跟他们对话,掌握最前沿的信息,然后把我的研究成果、我得到的信息,通过某种形式传递到社会上,让人民都知道鲁迅是什么样的。这样的一个社会,它就上下沟通了。

(《天津日报》,2009623 作者:孔庆东 )